绍隆十二年冬，司空府谕令广州、福州、秀州、润州、廉州等地效仿杭州、泉州新设市舶司专务海商贸易等事，却也没有将葛伯奕、葛钰等人所盘据的浙南地区排斥在外，特许浙东制置安抚使司、明州州衙于明州城北的三江口择址设立明州市舶司，开埠迎纳海商停泊贸易。
不过，在逃京事变之后，葛伯奕、葛钰、魏楚钧、罗望等人率部盘踞钱江以南的两浙东路，重点经营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等地，事实上不仅直接征用当地的几家造船场建造战船，发展水军，也暗中用海船装载浙南所产的丝绸、瓷器运往吕宋、安南等地贩售，筹措养军之资。
两浙路分治东西两路之后的两浙东路，辖域主要位于钱江以南的浙南地区，辖明越婺衢台处温严八州，境内多崇山峻岭，地狭险僻，极少平川，除了田亩之数远不能跟钱江以北的浙北地区相提并论外，还不时受风暴侵害，动辄破屋毁城，地方相对浙西、江东要贫困得多。
此时浙东想要以八州狭仄之地想要养活三万精锐以及两万多地方治安兵马，实在是有些窘迫了。
倘若葛伯连嫡系精锐都养不活，又谈何在浙南站住脚跟？
只不过之前杭州、泉州两地设有市舶司，作为大越接纳海商停泊、登岸进行通商贸易的官埠，乃是立朝之初就延续下来的；络绎不绝的海外商船也都习惯在杭州、泉州停泊。
葛氏骤然间想在明州、温州等临海的州县搞海船走私，一时半会也发展不出什么规模来，只能亲自组织商船远赴吕宋、安南等地进行海外贸易。
现在司空府公开允许两浙东路可以在明州设立市舶司开埠，不仅令葛氏暗中控制的走私海船往海外贩售商货无需再有顾忌，也可以光明正大的邀请海外商船到明州停靠贸易，可以鼓励浙南地区的商贾筹造大型海船或租借海船，运输商货出海贸易。
当然，两浙东路制置安抚使司内部也普遍存在忧虑，担心司空府如此慷慨，实是行引蛇出洞之计，目的就是要将葛氏这些年暗中发展的水上力量都集中到明州，以便有朝一日能一举歼灭。
特别是司空府明令允许两浙东路在明州设立市舶司的时机，是在取得歼灭东路虏兵主力以及收复京东东路、河北路及燕蓟、河东路等失地之后，怎么看都像是徐怀要为最后的夺权篡位，着手扫平内部的障碍了。
在逃京事变之后，司空府起初并没有直接往钱江以北的杭州、湖州等地派驻多少精锐兵马。
王番出任浙西制置安抚使时，仅有两都直辖于司空府的嫡系精锐随之进驻杭州；当时甚至就连作为江南东路的监司驻地、旧都建邺也仅有三四千精锐甲卒驻守。
驻扎于润州、扬州等地的水师精锐，也主要是防范虏兵水师有再寇长江的可能。
不过，待颍州大捷之后，徐怀先调唐天德出知杭州，协助王番加强对钱江北岸地区的控制，之后又调唐青出任两浙西路兵马都部署，进一步加强对浙北地区的军政控制。
这时候杭州、湖州等地，明面上依旧没有直接增加司空府直属的精锐兵马，但在唐青接任浙西路兵马都部署前后，这些年来从浙西地方征调、参与防线战区轮戍以及收复的军将武吏，开始大规模回归地方。
在唐青的主持下，又有两千多回归地方的军将武吏参与了从兵马都部署司到州县的兵马都监司、县尉司，再到广泛增设的巡检司及军寨较为彻底的重构，初步形成不同以往、体系更为严密、有较强战斗力的地方治兵体系。
一方面司空府在河东、河北以及关陕等地追亡逐败，不断取得针对赤扈人的关键性胜捷，另一方面司空府对浙西、江东、荆南等地的地方控制日益严密，葛伯奕、魏楚钧、葛钰、罗望等地也日益感到勒在脖子上的绳索变得越发紧固起来，却苦无对策——秘密遣使联络西秦路，发现高氏也有泥足深陷之感。
绍隆十三年三月中旬，随着意外收复云朔地区以及周鹤、顾藩率文武百官奏请册封徐怀为豫王等消息传到明州，一乘马车也在淅沥细雨中，意外的驶入魏楚钧出任知州的明州府衙大院里。
身穿官袍的陈松泽瘸着脚走下马车，朝率领明州官员在大院中等候的魏楚钧拱手说道：“过钱江时，唐青将军见风浪有些大，留松泽在北岸多留了半日，叫魏大人久等了……”
虽说各地新设市舶司归地方管辖，榷税收入也并入各地路司，但司空府同样要求诸市舶司有协助军情参谋司搜罗海外蕃邦情报的职责，必要时还要接受军情参谋司派遣武吏直接进驻市舶司衙门。
更不要说诸市舶司的榷卖收税，都要遵循中枢统一制定的标准，避免有的地方为了争夺海商，随意降低榷税标准，实际损害整个帝国的关税收入——相应的，中枢有权力派遣官员定期或不定期视察、监督诸路市舶司及榷场、榷务司。
魏楚钧以明州知州兼领明州市舶使，陈松泽以巡视市舶榷务的名义，大咧咧渡过钱江赶来明州，只要整个浙南名义上还接受朝廷的辖管，魏楚钧都只能捏着鼻子恭迎陈松泽的到来。
草草谈过公事，又在州衙宴厅用过晚宴，陈松泽却并没有急着带扈随前往驿馆歇息的意思，而是示意其他地方上的陪同官员先行离开，他还有一些体己话找魏楚钧私聊。
陈松泽虽然是董成的大舅子，却非攀附董成的关系而得崛起，实是其人有过人的能耐，才最终在司空府占得一席之地。
逃京事变发生时，陈松泽更是代表徐怀提前赶到建邺合纵连横；魏楚钧最终劝葛伯奕做出妥协，当时跟陈松泽私下见面的次数，都要比见王番、顾藩、钱择瑞等人多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