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尼克松的实际政策与他的政治手腕不同，完全不符合保守主义运动分子的期待。在国内事务的治理上，他是一位温和派，甚至可谓是自由派。他增税、扩大环境管制，甚至准备实施全民医疗保险。在对外事务上他展现出同样的务实作风，既与中国开启对话，同时又继续打击越南。后来证明，尼克松讨厌很多东西，但他并不和保守主义运动一样讨厌政府干预与福利国家。无论如何，在那时，保守主义运动的时机尚未成熟。
某种意义上而言，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保守主义的处境类似于〃新政〃运动前身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处境。理念、组织与知识骨干均已完备。但要取得权力，该运动需要一场危机。
它得到的是一场内外交攻的双重危机。
在外交事务上，继越南战争之后，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以及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与人质危机的耻辱，滋长了焦虑情绪。在国内战线上，政策失误与能源危机两面夹攻，带来了滞胀的噩梦，失业率高涨，通货膨胀率达两位数。
现在回头来看，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担心似乎是杞人忧天；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对美国而言的确是挫折，但很难说如果采取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会有什么效果，或许只会让形势恶化。至于经济危机，其原因一是运气不佳，二是货币政策不当，与自由主义都毫无关系。
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阴郁情绪为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提供了机会，使其得以宣称自由主义政策已不足为信。而这一势力新增的运动很快就取得战果，大大逆转了〃新政〃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