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名才走了大半年，怎么就又来武昌了？”张长庚和他的心腹们同样没有想到邓名居然这么快就又来打劫。邓名的长江水师以江浙兵为基干，拥有大量从苏松、江西水师哪里缴获来的大型战舰。湖广的水师相当虚弱，或许能勉强对付李来亨的威胁，但肯定不是长江水师的对手。
“邓名好像有直取汉阳、然后强攻武昌的意思。”邓名顺流而下，对汉阳西面的清军前哨据点视而不见。兵法曰：弃小不取，必有大图。明军来势汹汹，统帅又威名赫赫，张长庚的不少幕僚都露出畏惧之色，就是张长庚本人也暗暗紧张。
在这个关键时候，武昌知府周培公挺身而出，自从家产被没收后，周知府就一心扑在了军队建设上，咬牙切齿地想打回老家去。周培公一脸沉着，信心十足地向张长庚保证道：“总督大人放心，汉阳城防是下官亲手布置的，邓名不来则已，来了一定让他讨不了好去。”
第十三节 攻守
张长庚的心腹们都对邓名极为畏惧，去年湖广绿营与邓名交战是战无不败，这让他们对清军没有一点信心，即使是守城也没用，襄阳、钟祥还有后来的黄州都是一鼓而下。而驻守汉阳的那些清军恐怕还要糟糕，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和周培公一起在钟祥被俘，曾经在周培公身后排队等着引见给邓名看。若是与其他明军将领交战，这些将领尚可一用，但与邓名交战，张长庚认为这些人患有严重的“战场恐邓症”，却丝毫不恐惧战败投降，这样的部下完全无法指望。
本来“恐邓症”最严重的是周培公，在散布“邓名只可智取、不可力敌”这种投降失败主义的言论上，全湖广就数周培公最积极，连张长庚都没法和他相比。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最近一个月以来，周培公简直换了个人，从湖广最大的主和派摇身一变成了最坚定的主战派。其转变之彻底迅速，让两派都感到极为惊奇和不适应，都过去一个月了，不少湖广的士人依旧糊里糊涂，还没想通为何原先的鸽派领袖一夜之间就变成鹰派旗帜了。
不过张长庚作为湖广总督，当然洞悉其中的缘由。他听说周培公用邓名给的回扣在家乡添置了一些产业，结果明军过河拆桥，等拿到全部武器后，就把周培公的土地没收了。听说此事后张长庚也挺同情周培公的，他不禁想起当初周培公带回第一包袱金子时，坚决不收自己给的小帐，这更让张长庚感到周培公是个忠诚可靠的部下，有爱财之心，但并不过份贪心；既不迂腐，又有底线，世上还有更能让人放心的部下么？张长庚因此对周培公更加倚重了——他并不知道周培公到底拿了多少钱，邓名的商业保密意识很强。
同情之余，张长庚打算自掏腰包补偿周培公一些。一个月前，他把周培公叫去私下谈话，既然邓名出尔反尔赖了他的回扣，那张总督就再给他一份好了。张长庚给周培公准备的酬劳是两千两白银，当初张长庚当巡抚时一年差不多能捞这么多钱，现在一次就给周培公一个新任知府这么一大笔钱，应该说很够意思了。
不过出乎张长庚意料的是，周培公婉言谢绝了他的红包，表示他身为下属，不好为过去的毫末小事拿上司这么一大笔钱。湖广总督不妨先存起来，等将来他帮总督收复湖北失地后再谈此事——市值超过三十万两银子的土地、房屋、鱼塘被李来亨统统拿走，当初购置这些家产时的花费还不止此数，周培公算是把李来亨恨到骨头里去了。他猜测邓名早就有过河拆桥的心思，想到当初自己添置田土时那近乎天真的喜悦之情，认定自己受到愚弄的周培公对邓名也是满腹怨毒。
见周培公主动请缨，张长庚心中大喜，反正他是不愿意去前线与邓名对垒的。周培公确实是最佳的汉阳统帅人选，张长庚不但不用担心他弃城而逃，反倒可以期望周培公因为仇恨而发挥出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战斗力。
勉励了周培公几句后，张长庚把标营游击派去给周知府做副手。这个标营游击就是之前胡全才的亲兵营指挥。“邓名刺杀胡全才”事件后，张长庚把原来湖广总督的标营照单全收，现在标营游击已经对张长庚死心塌地、忠贞不二。
周培公表示，他需要提拔一些士人充实他的幕僚团队。他提出的人全是武汉这里的鹰派，张长庚对这些人的名字也都早有耳闻，无一例外全都是家产在明军控制区的湖北籍士人。他们的土地就算没有被明军没收，也被课以高税，这些士人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忘不了琢磨如何打回老家去。
平日里，这些鹰派就四处游说亲友，要他们踊跃向总督府捐资助饷，给张长庚重振军备帮了很大的忙。而且在这些鹰派的影响下，湖广缙绅对明军的观感也变得越来越差，非常害怕明军会继续前进占领他们的家乡。
周培公的这些要求，张长庚很痛快地悉数答应，又从府库里拨给他一些粮饷。在下令幕僚尽快把各种军备运输到汉阳后，张长庚宣布散会，把周培公单独留下。
“周老弟啊，邓名那里真的不能谈一谈么？”众人都离开后，同样患有严重“恐邓症”的张长庚不再掩饰，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大人明鉴，邓名反复无常，下官以为与他谈判无异于与虎谋皮。”周培公义正辞严地说道。
见周培公态度坚定，张长庚心里轻轻叹息，不过他也不强求，只是叮嘱道：“若是汉阳安如泰山自然最好，但若是汉阳有不保之虞，周老弟可别做什么宁为玉碎之事。确保汉阳安全是最为首要的事情。”
武昌这里的守将也有不少被邓名俘虏过，那次钟祥之战跟着张长庚逃走的是少数，被俘的是主流。至于普通士兵，被俘两次不算多，有些已经拿过邓名三次遣散费了。得知邓名来犯后，张长庚已经派使者星夜去钟祥抽调北方部队回援武昌。不过若是汉阳轻易失守，张长庚担心会发生连锁反应，让本来就不可靠的军队彻底丧胆。
第二天周培公就带着大批幕僚，押送着军辎进入汉阳。相比武昌城，汉阳这里的守备状况要差不少，城墙的厚度、壕沟的深度都大有不如。不过周培公觉得只要不被迅速突破城墙，那也足以坚守下去。
“邓名直扑汉阳而来，虽然气势汹汹但其实后劲不足。”周培公给幕僚和守将们分析道：“没有肃清四周的据点，他的兵力就无法尽数展开，而且随时有被我军骚扰粮道、信使的危险。我猜他的如意算盘就是一鼓拿下汉阳，恐吓我军，让西面堡垒的守军自行撤退。现在邓名利在速战，我军利在坚守，只要坚持几天，汉水上游的援军就会陆续返回增援我们，到时候邓名顿兵坚城之下，后路未靖，也就只有退兵一途了。”
分析完毕后，周培公就开始分派任务。现在汉阳城内集中了几乎所有湖广的鹰派文武，破家夺财之恨完全压倒了他们对邓名的畏惧。周培公和其他鹰派人士一样，知道要想夺还家产，就一定要先打破邓名的神话，不然湖广绿营一见邓名的大旗就打哆嗦，那还如何反攻明军、收复失地呢？
对于城门周围的梅花桩和壕沟，周培公没有花费太多精力进行布置，只是进行了一番简单处理。根据与邓名交战的一贯经验，对方的攻击重点从来不在城门上，周培公更关注城墙的安全。不过沿着整条城墙进行加固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周培公事先进行过一些工作也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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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周培公的主要反制手段都放在城内。他沿着整条城墙挖坑，每隔一段就埋下一口大瓮，安排一个耳朵特别灵敏的盲人，若是发现了明军有挖地道的迹象，清军就会对地下进行监听。之前周培公主持加固汉阳城防时，他就在城内修筑了一些浅渠，现在随着周培公一声令下，这些渠道也都被蓄起水来。如此少量的水显然不足以应付传统的||穴攻，但周培公和其他清军将领在黄州等地进行过一番研究，他们发现对付明军现在的||穴攻战术，只要很少的水就可以进行破坏。如果明军回归传统方法，那清军也有足够的时间挖池塘。
先派盲人进行监听，然后用少量的水迅速进行阻拦，这就是周培公的战术设想。明军新战术的巨大威胁主要来自这种战术的施展速度，一般来说，只要一天，明军就可以完成破坏城墙的准备工作。而清军需要在这段时间内在城墙内侧挖好沟渠，设置好用来监听的大瓮，工作量同样很大，时间非常紧张。
“如果不是事先进行了一些准备，那么就必须派兵马出城扎营，阻止敌人靠近城墙，直到城内做好准备。”遥望着明军的舰队，周培公在心里琢磨着自己这套战术的各种问题：“不过这次汉阳已经做好了准备，不需要拼命把敌军挡在安全距离之外了。”
虽然不打算与明军野战，周培公还是在每座城门外扎了一个营寨，部署了少量的士兵。明军挖地道最少也要一天，这些营寨可以有效地威胁正在进行土木作业的明军士兵，迫使明军出动更多的军队保护地道。这样清军就可以通过观察明军的部署，判明他们的主攻和佯攻。
除了沟渠和大瓮，周培公还请来了一批和尚助阵，其中不少都是白须飘飘的得道之人。若是邓名的爆破只是一个幌子，本质还是邪术的话，这些和尚能够有效地进行克制。除此之外，周培公还考虑到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邓名用的不是邪术而是五雷正*法——这不是和尚能克制的，必须要有另外的应对。
明军登陆后没有马上对汉阳发起攻击，而是先扎营休息了一天，然后就大举出动，分成好几队全力填平壕沟。见到明军的举动后，周培公不敢掉以轻心，急忙集结和尚和盲人，在各段明军尝试填平的壕沟后各就各位。
明军一直在闷头填壕沟，始终没有露出任何挖地道的迹象，一上午的功夫就有好几处壕沟被明军铺出通道来。
“奇怪。”周培公发觉明军的行动和当初在钟祥所见的完全不同。当时明军是先挖地道然后才开始填壕沟，事后周培公潜心思索，想通了其中的道理：明军需要先判断地道是否能够顺利挖到城墙根下，如果遇上大石或是地下水的话，明军就会另外选择路线。而先填壕沟很可能会变成无用功——只要不靠近城门位置，单纯填壕沟的话，清军很难对其进行干扰，但毕竟也是工作量很大的力气活。
但这次明军似乎完全没有挖地道的意图，虽然在城墙上看不到任何异常，周培公仍命令盲人一遍遍趴在那些埋入地下的大瓮上去听，但所有的报告也都是一切正常。
到处都是正常的报告，反倒让周培公更加不安：“难道真是妖术？”
眼看明军已经把壕沟填得差不多了，周培公不敢怠慢，连忙命令和尚开始念经，顿时汉阳城墙背后响起一片梵音。慈眉善目的大师们端坐在蒲团之上，一边有节奏地敲着木鱼，一边大声吟唱着，吐出一段又一段法力无边的经文。
城西的明军填平了一大段壕沟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