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以为他会送我到家门口，可他将我扔到村口便一溜烟不见了。我拎着包垂头丧气往家里走，眼睛里早已失去了神采，再用孟子的话说，则是“眸子眊焉”（眊：失神）！我心里十分沮丧：这与坐公共汽车回来有什么两样？谁看见我坐小车了？坐公共汽车还不用受这般凌辱！
另一次坐“专车”，是我做了政秘科副科长以后，当时冯富强主持工作，我向他开了一口，他有点作难，但还是派小牛送我回家。那次是夏天，我回家看望生病的父亲。那天上车后我才发现，车上还坐着一个女孩。就像我第一次知道“切诺基”和“帕杰罗”一样，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此类女孩叫小姐。我坐在后面，小姐坐在前面副驾驶座上。小姐的腿裸至大腿根，有四分之三的乳房露在外面，就像笼里放着两个没有热气的白面馒头。那次坐车，给我的感觉是在看一部质量低劣的三级片。一路上，小牛不仅用眼睛观察小姐的大腿和乳房，而且换档时，时不时顺势这儿捏一下，那儿摸一把。这样极不利于行车安全。当我提醒小牛“注意安全”时，他却嬉皮笑脸对我说，他的生命和我一样宝贵，让我放心地闭上眼睛睡觉去。我刚按他的要求闭上眼睛眯盹儿了一会儿，睁开眼时突然吃了一惊：车里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忙扭头向四周张望，见小牛拉着小姐的手正向一座小山包爬去。翻过这座小山包，有一片小树林，他们的目的地显然是那片小树林。我当时十分气恼，可又有什么办法？只能坐在车上耐心地等待。一个多小时后，两人才又嘻嘻哈哈上了车。
那次坐小牛的车回家，我最大的感受是在小牛眼里，我这个人一路上基本不存在，仿佛是他放在车上的一个皮包或一颗西瓜，总之不是一个活物。更让我愤慨而深感羞辱的是，在小牛眼里，我的价值不及一个小姐！
那次也没有将我送到家门口，只到村口。倒不是小牛不愿送，而是我不让他送。按照农村的习惯，送我到家后，车上的人都应该进家里坐一会儿，喝口水。可我若将这样一个描着黑眼圈，嘴唇涂得猩红，穿着超短裙，脑袋像一个母狮子一样的女人带进家门，还不把我胆小的父母亲吓得晕过去？
两次坐“专车”，其实与坐公共汽车没有区别。我原本是想让村里人看看：鱼贵喜的儿子坐“两头平”（农村人对小卧车的形象称呼）回来了！这个信息马上会传到村支书袁长鸣耳里去，他因此会对我父母客气一点儿，眼睛瞪得小一点儿。可我却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我像一个无用的弃物一般，被扔在了村口。公路在我们村西头，我家在村东头。我像坐公共汽车下车一样，低着头穿过村支书袁长鸣家，村主任袁飞龙家，村会计袁富有家，疾步来到鱼贵喜家——鱼贵喜是我父亲的名字。
《背叛》58（3）
做了副主任科员和普通副科长后，我回家给父母亲带的礼物增至三百元左右。水涨船高，给大伯二伯带的礼物标准提高到每份儿八十元左右。
我真正可以带车回家，是做了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长和政秘科长之后。那几年时间，除过没有带八缸三菱外，奥迪、红旗、桑塔纳，我每次回家轮着带。有一次我甚至将面包车带回了家，拉着一车厢苹果。我们袁家沟那一带没有果树，娃娃们十分喜欢吃苹果。我拉一面包车苹果回去，让父母亲随便分送给村里的娃娃们。这些苹果我并没有掏钱，是用手中的权力换来的。
奥迪车是黑色，我们局那辆红旗是蓝色，桑塔纳是红色，面包车白色。村里人不知道这些车的名称，便以颜色区分。每次我回家，见我乘坐的车从村中驶过，村人马上互相传播这样一个信息：贵喜的儿子这次是坐黑车回来的；这次是坐红车回来的；这次是坐蓝车回来的。
做了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和科长之后，我给父亲带的烟酒价值增至八百元至一千元。给大伯二伯的礼物增至每份儿四百至五百元。三份儿礼价值两千元左右。差不多在原来四百多元基础上翻了五番。
带小虎的八缸三菱回家，这是第一次！
这辆八缸三菱的颜色是黑蓝色。村里没有人见过这种车。他们首先会在车的颜色问题上争论半天。有些人认为是黑车，有些人认为是蓝车，有些人干脆叫“黑蓝车”。就像过去将农村妇女叫“张王氏”或“李胡氏”一样。
接下来他们会围着车惊叹不已。这车太气派了！停在那里像停着一辆坦克，让人不得不敬畏它。那些小孩子会发出惊叹：“瞧这车的脚有多大！”农村人说话幽默，他们总是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对事物最本质的认识。他们说的“脚”是指车轮胎。车轮胎不是汽车的“脚”吗？没有“脚”，它怎么会疾行如飞？这车的轮胎像那种履带压路机一样宽，或者干脆就是一辆坦克，履带翻卷着向前碾压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