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使我们必须罢免麦克阿瑟将军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局部地区的战区司令公开地对美国的对
外政策表示不满和反对，这种情况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他）……发展到与美国的既定政策如
此格格不入的地步，以至于是否还应当允许他继续行使一个战区指挥官通常所拥有的那种作
出决定的权力都成了很大的问题”。
可是，我认为，下述情况对国家来说还是值得庆幸的，那就是问题毕竟暴露出来，而
且，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完全由于他个人内在的恢弘气魄和高度勇气而不是由于来自政界或
军界的任何压力，对问题进行了断然处置。总统的决定可以说是一项有力的预防措施，能够
防止再度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今后某个重大的危急关头，其他人也会跃跃欲试，企图向宪
法赋予总统及其顾问们的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力挑战。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国务院正在拟制一份总统声
明，大意是，联合国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三月二十四日，这项声明即将最后定
稿。声明将表明，我们愿意在撤回到战前分界线的基础上解决问题。
可是，三月二十四日这一天，麦克阿瑟将军擅自发表的一项声明拆了总统的台，激怒了
我们的盟友，而且使中国人处于如果真要接受邀请进行谈判就会大丢其丑的难堪境地。了解
实情的人都不会天真到认为：麦克阿瑟不知道自己的声明可能会造成何种后果，也没有任何
公开反对总统的企图。三个多月以前，亦即一九五o年十二月六日，杜鲁门总统向全体官
员，包括麦克阿瑟将军在内下达了一项专门指示，禁止发表有关国家对外政策的任何公开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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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专门下达这项指示实际上是多此一举。根据我国宪法，制定对外政策向来就不是
军人份内的事情。那是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所特有的、专门的和正当的职责，这个规定不会因
为有谁评论现行政策“正确”与“否”而受到影响。只有在专制制度下，一个军事领导人才
能独断专行，由他一个人决定在与其他主权国家交往时本国应采取何种方针。
麦克阿瑟的一句话就打乱了国务院发表声明的计划。
因为，麦克阿瑟说：“因此，敌人现在一定已痛切地认识到：联合国如果决定改变其把
战争限制在朝鲜地区的容忍态度，而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肯定会使
赤色中国在军事上面临迅速崩溃的危险。”这句话如此明显地主张彻底改变联合国的方针，
以至于无论是谁，如果借口说这仅仅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表达了一种想接受别人投降的
愿望，那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即便是要求对方投降（麦克阿瑟的话中包含了这个内容），也
会给人以联合国的立场突然变得强硬起来的感觉，而且还会使我们丢丑，那就是我们当时根
本没有力量对中国施加压力。
这就是军界与政界之间摊牌的背景。摊牌的时刻立即就到来了。结局是不言而喻的，就
象在每个民主国家总会出现的那样。行政当局享有最高权力面且必须享有这种权力。此外，
这也是关于朝鲜问题的两种思潮之间酝酿已久的一次摊牌。一派坚决主张争劝彻底的胜
利”；具有同样真挚感情和爱国热忱的另一派则坚决主张停战，以便赢得时间来扩充我们的
实力并加强盟国的力量。
这次摊牌并没有终止那场主张停火的人们与拥护“军事胜利”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人所
共知的所谓“大辩论”。
问题本身随着麦克阿瑟的职务被撤销而得到解决。但是，辩论仍在继续，这主要是因为
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坚决反对进行任何谈判，并常常大肆宣传这一立常他的以武力实现朝鲜统
一的强烈主张，大大增加了双方在进行旷日持久的停火谈判时我国政府遇到的困难，而且，
也使我感到大伤脑筋。可是，我在内心对这位勇敢的老者还是敬佩和同情的。他对自己所憎
恨的共产主义从不妥协，他对自己的人民极其偏爱，他在追求无法实现的目标时总是楔而不
舍，但是，真正能够使他为之所动的却只有他那对自己国家的深沉的爱。正是为了自己国家
的事业，他多年流亡在外，并且一踏上自己的国土就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
考虑到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内心燃烧着的炽热感情，我认为他采取现在这种坚决反对
谈判的做法是必然的。
可是，我们这些必须处理军事上实际事务的人往往感到他碍手碍脚。他一再坚持说，朝
鲜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只要我们向他们提供武器，他们就能为我们作战。可是，我们十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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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在中国人发动的每次攻势中某些南朝鲜军队逃跑时究竟丢弃了多少万美元的武器装备。李
还坚持说，他之所以将自己的部队投入了战斗，是因为考虑到联合国全力承担了“统一朝鲜
并严惩共产党侵略者”的义务。他说，他永远也不会同意葬送统一大业的停战协定条款，因
为，这些条款意味着“朝鲜民族的灭亡”。由于联合国为防止朝鲜战争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
战已决心停战，李最终作出了让步。
但是，我相信，这位不屈不挠的爱国老人决没有真的放弃他所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
在谈判过程中以及在谈判开始之前，他的不妥协的态度，他那些美国的支持者们起劲发出的
叫嚷，有时甚至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发出的叫嚷，却给我们的谈判增添了许多障碍，使我们
许多人私下都希望他能远远地走开。联合国从未承担以武力统一朝鲜的义务。只是在仁川登
陆之后第一次出现乐观情绪的高潮时，人们才对为全歼敌军而越过三八线作战的问题多少作
了点认真的考虑。中国人一加入战争，联合国军实际上几乎再没有认真研究过向鸭绿江发动
新攻势助问题。当第8集团军再次开始向北推进时，我们的目的不过是完成指定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