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一生，所提倡的可以归结为三个字：仁、德、义。
什么是仁？归结起来其实就是八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什么是德？归结起来其实也是八个字：欲人为者，以身作则。
什么是义？归结起来其实也是八个字：我有余力，可以助人。
孔子门下，所谓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最终可以归结为三杰：子夏、子贡、冉有。
学术和教育第一人：子夏
从商第一人：子贡
从政第一人：冉有
三杰对于孔子本人以及孔子学说的宣扬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谁是最爱孔子的人
孔子的学生中，最爱孔子的是子路、子贡和冉有，对孔子帮助最大的也是这三个人。不过，性格不同，他们爱老师和帮老师的方式也不同。
子路如何爱老师帮老师已经讲得太多，不再赘述了。子贡也讲得很多了，也不再赘述。这里，单独说说冉有。
冉有的能力强地位高，能够帮助老师的机会比较多。跟随孔子期间，冉有当孔子的管家，多数情况下老师出行都是他驾车；后来冉有做了季孙家的管家，帮助老师回到鲁国，又帮助老师获得季孙家的补贴，而师兄弟们的前程也多数靠冉有提携。
但是，冉有与子贡不一样，子贡爱老师帮老师非常有技巧，既帮助了老师，又照顾了老师的面子，可是说件件事情都抓在老师的痒痒肉上，所以孔子非常喜爱他。而冉有就比较武断，不讲究技巧，只要他认为对老师好的事情，他就去做，忽略了老师的感受。结果，好人好事做了一大堆，往往老师一点也不感激，有的时候还要生气。当然，孔子心里也明白冉有对自己是真好。
在给公西华补贴的事情上，冉有就做了好事受批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礼记》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卫国人伯高是孔子的朋友，伯高死后，他的家人去向孔子报丧。
“我该去哪里哭他呢？”孔子有点犯难，他很讲究这类问题。“本家兄弟死了，我到宗庙去哭他；父亲的朋友死了，我到庙门外去哭他；老师死了，我在内寝里哭他；朋友死了，我在寝门外哭他；一般认识的人死了，我到野外去哭他。以我跟伯高的关系，在野外哭他就显得太疏远，在内寝哭他又显得太重。怎么办呢？我是通过子贡认识他的，我就到子贡家去哭他吧。”
整来整去，老头把事情整到了子贡家里。
哭完之后，孔子派子张到伯高家去吊唁，结果在路上遇上了冉有。
“老弟，别去了，我前两天恰好在卫国，于是准备了一束帛、四匹马，以老师的名义去吊唁过了。”冉有让子张回去，他已经主动帮老师吊唁过了，并且礼送得很重，很有面子。
这件事情，孔子应该很高兴甚至很感动吧？应该会表扬冉有吧？
“嘿，冉有这件事情办得不地道啊，这样做不是让我失礼于伯高吗？”孔子不仅不高兴，反而责怪冉有猫捉耗子多管闲事。
孔子的理想和追求
任何思想都有来源，都不可能是平白无故在大脑中浮现。孔子的思想也是一样，来自他的生活环境。
人世间的真理一定是这样的：缺什么就追求什么，懂什么就鼓吹什么。
孔子也不例外。
孔子出身低微，同时却有着贵族的血统。从小他没有地位，忍受贫穷。所以，他对名利的追求顺理成章。对于地位，对于富贵，他心向往之。
孔子从小跟随亲戚邻居从事丧葬祭祀，正是因为如此，他对周礼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丧葬之礼，进而是对周礼的全部。因此，孔子在自己的努力之下成了周礼专家。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他发现自己在周礼上的造诣竟然出类拔萃。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孔子提倡孝道，是他重视祭祀和丧葬之礼的必然和必要结果。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孔子决定运用周礼或者说通过鼓吹周礼来实现自己追求名利的目标。
然而，鼓吹周礼最终也并没有为孔子带来富贵，只为他带来了有限的地位。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简单，因为礼崩乐坏有礼崩乐坏的理由。就像二十几年前算盘，被淘汰自然有被淘汰的理由，并不能因为那是中国传统文化就无条件地存在下去。
所有国家中，鲁国是最遵守周礼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鲁国越来越弱。说明什么？说明周礼已经不适合于这个时代了。即便是鲁国，对于周礼也越来越不尊重了。
以一个在鲁国都过时的东西去游说更加强大和先进的国家，怎么行得通呢？
那么，在政治主张处处碰壁之后，孔子还有什么办法来求得富贵呢？经商。
孔子为什么不经商？
首先，孔子缺乏经商的天分。
其次，孔子的处境决定了他很难去经商。鲁国是个农耕国家，历来轻视商业，孔子毕竟做过大夫，去经商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从另一个角度说，孔子教育弟子们不要去经商，如果自己反而去经商，就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样，孔子实际上就陷入一种尴尬境况。凭借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不到富贵，可是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样得不到富贵。于是，不如坚持。
所以孔子说得很明白：我想富贵啊，要是给人家赶车也能富贵的话，我也愿意。可是，如果没有什么办法能得到富贵，我还是从事我喜爱的事业吧。
按。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在得不到富贵之后，孔子自我安慰，说是如果通过不道义的方法得到富贵，对于自己来说就是浮云，根本不去想。
按。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从理想和追求来说，孔子的一生是很失败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证明这种失败，那就是通过孔子弟子们的发展。最坚信孔子学说的颜回和原宪都混得很悲惨很穷困潦倒，而背离了孔子学说的冉有和子贡都混得很滋润很有成就。
儒法道
按。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sè；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不同阶段，不同的年龄和不同的际遇，每个人的思想都是在变化中的，而绝不是一成不变的。
孔子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说孔子是儒家的圣人。但是，我们不能说孔子就是儒家，因为他也是法家和道家。后世所强tiáo和放大的孔子的思想，实际上多数是他早期的思想。
早期，孔子笃信周礼，崇拜周公，这时候他的思想是纯正的儒家思想。所以，到了齐国他拿君君臣臣来说话。
但是，在齐国他感受到了另外一种文化，他一定思考过为什么齐国会比鲁国强大，所以他对于不遵守周礼的管仲有了新的认识，对不肯为国君献出生命的晏子有了新的看法。
回到鲁国之后，孔子的思想已经由儒家向法家转化。实际上，周礼本身就是礼法，就有法的元素。
在从鲁国前往卫国之后，卫国文化对他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周游列国碰壁之后，孔子实际上已经经过了多次的反思，他很少再提周礼，相反，他懂得了变通，明白自己是不可为而为之，对管仲则更加敬佩，而管仲是法家。
回到鲁国，孔子已经从儒家成为法家，一个故事可以印证这一点。
按照鲁国的法律，如果有人能够从外国赎回在那里做奴仆的鲁国人，可以从政府领取奖金。有一次，子贡从外国赎人回来，却退还了奖金。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孔子非常失望。
“子贡错了，圣人做事，是可以移风易俗的，是给大众做榜样，让老百姓都能按照他的做法去做的。如今鲁国富人少穷人多，子贡作了这样一个榜样，有几个人能做到他那样呢？从今以后，鲁国人不会再去想办法赎人了。”孔子说。这段话，贯穿了法的jīng神。
按《说苑》。鲁国之法，鲁人有赎臣妾于诸侯者，取金于府；子贡赎人于诸侯而还其金，孔子闻之曰：“赐失之矣，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其身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赎而受金则为不廉；不受则后莫复赎，自今以来，鲁人不复赎矣。”
实际上，在中，孔子所崇拜的人并不多，可是他崇拜管子和子产，而这两人是著名的法家人物。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思想由儒到法了。
另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子夏。
子夏是孔子在卫国以及回到鲁国期间最器重最赏识的弟子，孔子一定认为子夏是最理解自己的人，是自己学问最佳的继承者和阐发者。所以，孔子说子夏是“起予者也”。所以，孔子把和《春秋》都传给了子夏，对他的偏爱无以复加。
孔子去世之后，子夏受魏文侯之邀前往西河讲学。子夏的学生中，有田子方、段干木等大儒，但是特别要提出的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法家李悝、商鞅都出于子夏门派。
李悝（即李克）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学专著《法经》，商鞅在秦国变法。
毫无疑问，子夏的法家思想来源于孔子，只不过子夏发扬光大了。
而另一位法家代表人物吴起出于曾参的门下。
